▲管仲像 (资料图)

　　“衣食无忧”四个字是古代劳动人民最真实朴素的愿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成治国理政的重点。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就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思想，并在齐国的四十年间，实践这一思想，最终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顺利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名夷吾，安徽颍上人，世人尊之为管子。《管子》记录了管仲在齐国四十载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学说，实乃融儒、法、道、阴阳各家思想于一体的治国宝典。

　　以民为本 树明君之治国观

　　《管子》通篇都是劝政之言，其“劝”的对象是君主。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天下兴亡系其一身。管子清醒地认识到，若要齐国在群雄逐鹿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令最高统治者充分了解人民的重要性;只有树立君主“以民为本”的治国观，强国富民才指日可待。因而在桓公询问如何成就霸业时，管子提出了“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何以为本?“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君主的威权来自于拥护他的人民，可谓君威民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权的兴废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可谓政权民决;“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人民则是农业生产的承担者，可谓农绩民负;“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军队的胜败在于人民是否服从差遣，可谓军力民定。管子从君威、政权、经济、军力四个方面提醒君主，要时刻牢记人民这一力量之源。

　　树立了“以民为本”的治国观，君主就掌握了治国的“道”，而施行这一“道”的“术”就是“牵之以利”。管子认为，人生来“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聚拢民心的方法很简单，顺其心足其欲即可。“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如果能够解民忧、富民财、保民安、育民生，将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联系起来，人民自然会主动地敬国、爱国、忠国、报国。人民生活的好不好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稳定与否，“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此外，物质层面的满足是追求精神境界的前提，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衣食无忧，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自律。

　　取予有度 立施政之平衡观

　　“中道”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平衡之道。中国文化强调“中”，追求平衡，希望事物能够处于“刚刚好”的状态，部分与整体相合，矛盾与统一并存，既不欠缺也不过分。受此影响，管子提出了“取予有度”的施政观，劝诫君主要懂得持中有度，驾驭平衡之术。“取”之有度，则民不妄。《权修》有载：“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土地的产出和人民的生产力是有限的，君主要想得民心，就应当抑制自己的欲望，有节制的索取，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予”之有度，则民心聚。有道是“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君主在处理赏罚的问题上，应当谨慎持重，注意二者的平衡。如果功过与赏罚不匹配，长此以往，人民就会心生怨尤，质疑君主的威信。因此，圣明的君主在施政过程中，应善用平衡之道，取之有度，予之有节。

　　在管子看来，国家的财富取自于人民，人民的财富仰赖国家的保障，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矛盾。如何调节这种矛盾是君主施政的一大难题。管子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将平衡之术运用得淋漓尽致。以农业税为例，管子提出“地均以实数”，即按照实际产值将荒山、沼泽、丘陵、江河等折算成耕地面积，不同类型对应不同的折算率，实现土地统计的规范统一;“相地而衰其政”，将土地质量作为征税的考量因素，按照土地等级有差别地征收税款，规定“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据土地年成灵活减免税费，确保课税合理有度，达到土地与税收的动态平衡;“赋禄以粟，案田而税”，确定民众可以用实物缴纳税费，使其免受劳役之苦，同时提出以“亩”为单位征收土地税，统一征税单位，极大程度地解放了生产力和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以法治国 建强国之制度观

　　君主在思想上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在施政过程中懂得运用平衡之术，就能达成强国富民的愿望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前两者是“怀柔”之策，那么“以法治国”的制度观就是治国的“硬手段”。《管子》一书中对“法”作出了诸多定义。《禁藏》指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七法》更是以“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六种度量工具来定义法，可见“法”是辨别是非曲直、衡量功过赏罚的手段。法的作用在于“兴功惧暴”“定分止争”“令人知事”，也是君臣百姓都应遵循的最高行事准则。管子提出“以法治国”，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富民举措的有序开展，为强国富民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