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9月的阳城，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到处都能看到政通人和、村安民乐的和谐画面。

　　今年年初以来，芮城县阳城镇以党建为统领，从治理末端、矛盾源头抓起，在工作中“用加法”、制度上“盯执行”，建立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模式，确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把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目前，该镇17个行政村中有13个行政村被芮城县政法委评为“平安乡村”。

从接手到解决一体化办理

　　“要想及时化解矛盾，首先要知道存在哪些矛盾或者隐患。‘三零’单位创建工作启动后，阳城镇结合全市开展的矛盾纠纷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对全镇的矛盾隐患进行了大排查、大摸底，并确定了17个行政村每周上报一次排查情况报表的制度。”阳城镇人大主席杨振华介绍说：“根据摸排情况，镇党委加强分析研判，明晰了辖区‘零上访’以调处化解宅基地界纠纷为重点，‘零事故’以消除交通事故、安全生产隐患为重点，‘零案件’以结婚彩礼纠纷、家庭邻里纠纷、酗酒闹事、禁毒、预防网络电信诈骗为重点，同时，加强对历史遗留信访积案的集中化解。”记者在他的办公桌上见到了该镇上个月矛盾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的统计表，每个事故隐患都登记有简明情况、责任单位、责任人及包联领导和整治化解进展情况等信息。

　　在此基础上，该镇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在芮城率先成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创新性打通各部门之间的障碍，把司法所的调解人员、法律服务人员和镇上的综治办统一整合调配，实现了问题从接手到解决的一体化办理、多元化调解。矛调中心会根据群众诉求提供咨询、分流等服务，确保群众反映问题“只进一个门”。在矛调中心的墙上，记者见到了该镇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流程示意图，以及各包村干部的职责明细和联系电话。杨振华说，每周四是该中心的免费法律咨询日，司法所安排法律顾问或者有法律工作经验的专职调解员“坐诊”，镇上每天安排应急人员值班，负责登记来访事项，确保简单问题立马解决，疑难问题告知来访者解决流程和办结时限。为了将责任压实，该镇成立了领导小组，明确牵头站(所)牵头责任，综治办、司法所牵头“零上访”，应急管理站牵头“零事故”，派出所牵头“零案件”。

　　不仅如此，该镇在镇党委书记和主管信访维稳工作的镇人大主席办公室门口设有专门的信箱，接受群众反映问题，并承诺3日至5日跟进答复。群众称其为“情暖老乡直通车”。

　　村民在阳城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进行免费法律咨询

　　变调解过程为现场普法

　　基层社会治理，当然需要“刚性”的法治，但也离不开“柔性”的德治。阳城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治理，把法治、自治与德治相结合，以规立德、以评树德，以情感人、以德化人，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东任村一对老夫妻有4个儿子，兄弟几个约定每人一季度轮流照顾年迈的父母，后来老大觉得老人分地不公，不愿给父母零花钱，也不接父母去自己家住。老人因为赡养问题，找到了杨振华。杨振华变接访为下访，几次前去老大家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向他讲明赡养老人是每个做儿女的法定义务，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义务。再者，中国自古讲究孝道，父母就算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是他们把儿女们拉扯大，没有功劳亦有苦劳。况且吃亏是福，做哥哥的小时候都会让着弟弟，何况这把年纪了呢。在杨振华和村调解员的劝说下，终于圆满解决了老人的赡养问题。

　　“矛盾纠纷调解的过程就是最好的普法过程。现在很多工作都要求创新，但是我认为相比较创新而言，坚持更难。”谈起基层社会治理，阳城镇党委书记胡丹英如是说。在胡丹英看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多种多样，但最终都要落实到机制的完善、制度的执行和良好风尚的延续上来。去年以来，为了在阳城营造良好的乡风、民风，该镇组织了多次评选活动，比如致富能手、最美教师、优秀退役军人、好婆婆好媳妇等，并将其统揽在“最美阳城人”系列活动之下。在评选活动的积极引导下，“最美阳城人”越来越多。

　　“小积分”解决“大问题”

　　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在乡村。

　　基层社会治理千头万绪，如何治理“千条线”，归根到底要靠党建这根“绣花针”。

　　阳城镇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对村级事务的领导力，全面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每月20日是阳城村雷打不动的“义务劳动日”。这天义务劳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打扫村里公共区域的卫生。而起初，这个“义务劳动日”就是党员劳动日。后来，在党员们的引领带动下，不少村民自愿加入义务劳动的行列。为了鼓励更多的村民加入，该村引入积分制，设立“党群爱心超市”，村民们通过义务劳动来积分，可在爱心超市换取日用品。后来，这个积分制慢慢地被引入了村务治理中。比如，如果村民积极化解了一件邻里纠纷或者参与信访调解，便可一次积5分。“小积分”解决了“大问题”。

　　“积分制把纷繁复杂的村级事务标准化、具象化，解决了乡村治理工作‘没依据、没抓手、没人听’的问题，将村级事务与村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让乡村治理由‘任务命令’转为‘激励引导’，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形成了共同目标，节约了管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能。”据胡丹英介绍，阳城镇不少村都采取了类似阳城村的做法。“义务劳动”是积分制最初的推广方法。当时的做法是参加义务劳动，村里就给每个村民发上一袋盐或者一条毛巾，被基层干部统称为“一袋盐”工程。“村民响应村里号召，很少一部分是因为酬劳而来，更多的是奔着一种荣誉感和主人翁的意识。村里只是用这种方式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阳城镇包村干部薛晓丽说。

记者 张君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