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三，北方小年。在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间调解室内，审监庭庭长程亚丽与调解员尹馥玫正伏案工作，仔细核对着厚厚一叠履行情况回访表。

93个名字，密密排列，每一个都关联着一个家庭，背后是曾因商铺产权证办理无望、租金被拖欠而陷入焦虑与困境的家庭。

“目前83户的款项已经履行到位，剩下的6户，我们要确保他们在春节前一定能拿到钱。”程亚丽指着表格上的进度，语气温和而坚定。

这起纠纷的源头，要追溯到2023年。陕西某市的李某革等4名购房者，因购买的商铺迟迟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开发商逾期交房，将某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案件经一、二审，购房者胜诉。

然而，当案件因房地产公司申请再审进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时，程亚丽在审理中发现，这4起再审案件背后，还藏着更大的隐患：

基层法院另有89件涉及同一开发商、类似情况的案件正在一审程序中，近百户购房者正密切关注着这4起再审案件的走向。

“如果就案办案、简单下判，很可能引发‘判决洪峰’，后续执行压力巨大，更可能激化群体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程亚丽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局限于眼前的4个案子。必须打破程序壁垒，主动作为，寻求整体性解决方案。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果断决策：将这4件再审案件与基层法院正在审理的89件一审纠纷，进行并案调解，力争“一揽子”彻底化解。

尹馥玫在深入梳理案情时，发现了纠纷链条上关键却缺失的一环。原来，购房者与开发商、北京某商业管理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约定由北京这家公司统一承租经营商铺并支付租金。

正是这家公司长期拖欠租金，导致购房者收益落空，成为压垮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要解开这个‘死结’，必须让三方都坐到一起。”尹馥玫说。程亚丽与尹馥玫立即行动，主动联系并做通北京某公司工作，将其纳入调解框架。很快，一张连接“购房业主—本地开发商—北京经营方”的三方谈判桌，在法院的主持下搭建起来。

调解工作从2024年3月开始，过程曲折得超出所有人预期。

“三次谈崩，每次都是拍桌子走人。”尹馥玫说，“购房者情绪激动，觉得企业不讲诚信；企业也满腹委屈，认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还面临资金压力。”

调解协议修改了二十余稿，最终形成了“北京某公司分期清偿拖欠租金、房地产公司给予适当补偿、同时减免部分高额违约金”的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既保障了购房者的基本债权，也考虑了企业的生存空间，避免‘杀鸡取卵’。”程庭长说。

后来，再审案件当事人率先签署调解协议并如期履行。 有了成功范本，程亚丽和尹馥玫趁热打铁，再赴陕西某市组织剩余89件案件的集中调解。

2024年11月，一场至关重要的调解会在陕西某市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在法官和调解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67户购房者当场签署了调解协议。对于其中不会写字的老人，调解员俯身协助，一笔一划完成手续。剩余26户，调解团队也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在随后两个月内陆续接受了调解方案。

小年这天，程亚丽和尹馥玫再次通过电话回访涉事企业负责人。对方郑重承诺：“请放心，春节前一定将剩余6户的款项全部发放到位，让大家安心过年。”

挂断企业电话，程亚丽又拨通了最早提起诉讼的购房者李某革的电话。“程庭长，钱我们都收到啦！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今年能过个踏实年、安心年了！”

此时的窗外，零星的鞭炮声已开始点缀年的氛围。

“93个家庭，93份安心。我们处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民心。”程亚丽望着窗外渐浓的年味，轻声说道，“司法裁判当然要明断是非、解开‘法结’，但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用耐心、智慧和担当，去化解矛盾、疏通心结，这才是司法为民应有的温度。”

通讯员：靳彦